立足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故事基底，《民国大侦探》进行了本土化改编，形成了契合中国社会环境、暗含东方人情事理、彰显传统观念价值的民国侦探剧。
提到“推理女王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你会想到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还是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？
作为柯南·道尔之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集大成者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为世界侦探小说作出卓越贡献，其《大侦探波洛》系列获得无数拥趸。而今日，这些曾拨动无数读者心弦的故事经影视化改编后再次登场。
8月10日，民国单元推理探案剧《民国大侦探》在爱奇艺暑期档独家播出。该剧改编自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，由胡一天、张云龙、张馨予领衔主演，张伟克导演。集纳悬疑、侦探、推理等众多元素，24集故事将聚焦8大案件，展现正义与邪恶的智力对决。
上线仅一天，《民国大侦探》在爱奇艺热度便接近8000，一跃成为暑期档小黑马。平均三集一案的快节奏也给《民国大侦探》增加了追剧爽感，让观众大呼过瘾。
立足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故事基底，《民国大侦探》进行了本土化改编，形成了契合中国社会环境、暗含东方人情事理、彰显传统观念价值的民国侦探剧——
从“众生相”的多重叙事出发，搭建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叙事空间，塑造年代感MAX的民国侦探形象；以“嵌套式”的“核心案件+系列案件”搭建单元式系列剧骨架，并用有限视角代替全知视角，伏笔设置与悬念感更为突出；凝视人性深渊，从情、理、法的辩证关系出发，探讨三者之外的灰色地带，又以正道之光照亮公平价值。
▍勾勒多人探案组合，谱写人物塑造的“复调乐曲”
影视创作历来有“人物至上”与“情节至上”之争论，尤其对于以“强情节”见长的推理探案剧来说，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往往难以平衡。脱胎于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的《民国大侦探》从中国社会现实环境出发，在角色设计和人物塑造上进行本土化，并作出平衡。
《民国大侦探》实现了人物角色的东方化移植。
以观众耳熟能详的“东方快车谋杀案”为例，原著小说里，东方快车卧铺车厢里来自世界各地、性格各异的旅客中，有能说会道的美国太太、具有宗教情怀的瑞典女士、长相丑陋但高傲霸气的俄国公主……这些在《民国大侦探》里则成为了前清皇室的格格、军阀混战里退役的军人、当街杀人又逃脱的罪犯、享受豁免权的外交官，这些带有鲜明民国色彩的乘客构成了独具一格的人物图谱。
为让故事更加真实可信，给观众以强烈代入感，《民国大侦探》还点缀历史全景与社会风貌，用“以假乱真”方式搭建既有时代背景、又架空叙事的人物架构。如借退伍军人宗延讲述军阀混战带来的社会动荡，以外交官乔治布雷尔的跋扈折射中国主权丧失，又用满清遗老回东北老家反映时代背景。看似“闲笔”的寥寥数句，勾勒出人物“前史”，也让故事实现了东方落地。
更重要的是，《民国大侦探》迈向了“三角”甚至“众生相”的复调叙事。在众多各自独立又彼此交织的人物塑造中，《民国大侦探》构建了“侦探+警长+音乐教师”的奇妙三角组合，并辅之以记者等外围角色，共同谱写一曲人物塑造的复调。
以侦探司徒颜为圆心，《民国大侦探》还搭建了极富CP感的推理破案组合。如果说侦探司徒颜思维缜密、料事如神，那么富二代兼警长的骆少川则是配合他断案的重要辅助。这种设定既是功能性的，骆少川在警局的地位让司徒颜能恰到好处调用警力资源；也是情感性的，骆少川与司徒颜既有彼此支撑的兄弟情谊，也有矛盾互怼的轻喜剧戏份，在紧张刺激的推理过程中得以舒缓节奏。
当然，音乐教师周墨婉则补齐了核心关系的最后拼图，构成了稳定的人物三角。她不仅在女校教师谋杀案里大放异彩，也与司徒颜开启了欢喜冤家模式。她与记者金启明等人物共同丰富了人物塑造的层次与深度。
▍重塑叙事空间，搭建单元系列剧骨架
如前文所说，在人物与情节的“较量”中，优秀的悬疑推理剧总需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，开篇即制造疑云密布的谜团，启动悬念之门，拨动观众的观赏欲望和参与意识。一如美国作家罗伯特·麦基强调，“除了交代那些基本的信息之外，为了保持观众持续欣赏的兴趣，必须扣押关键信息来制造悬念”。
聚焦“解谜”主题，《民国大侦探》无疑是善于埋下伏笔、搅动观众情绪的佼佼者。它总是精妙地释放破绽和疑点，不露声色设下重重悬念，让观众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否定和怀疑，最后又将令人惊愕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和盘托出。
叙事空间的重塑，让《民国大侦探》搭建了丰富多元又极富东方色彩的故事场景。
“东方快车谋杀案”里，《民国大侦探》以雪国列车为主场景，大雪纷飞的天气、银装千里的环境、冰冷沉重的列车塑造了肃杀冷酷氛围；到了“首富庄园谋杀案”，华丽的欧式建筑、昂贵的实木家具、高档的上层生活，为观众还原了坐落于哈尔滨的远东俄式庄园，尤其是窗户上的冰花清晰可见，精心布置的道具让观众瞬间入戏；“女校闹鬼惊魂案”则添入了民国校园的鬼怪传说。
这些空间，或是观众熟悉的开放性空间场所，观众的不安和无助感被放大，使得悬疑紧张感倍增；或是经典的封闭、半封闭空间，如“东方快车谋杀案”和“首富庄园谋杀案”则作用于人的心理禁锢和私密恐惧，给观众带来强烈压迫感。
叙事视角也出现转变。《民国大侦探》从电视艺术角度出发，聚焦限制视角，借助司徒颜等人的亲眼所见来掌控叙事进度。如“首富庄园谋杀案”中，骆少川因身负嫌疑，无法给司徒颜臂助，后者不得不与警局副局长谢桦周旋，多方了解残缺信息，以完成完整犯罪拼图。
同时，《民国大侦探》并没有使用惯常的双重时空的结构行程，即犯罪者的犯罪叙事时空、反犯罪者的反犯罪叙事时空，而是从“死亡”出发，以接案、调查、推理、抓捕等方向来进行反向叙事，其悬念设置感、破案推理感更强。如“女校闹鬼惊魂案”就以女教师林洁之死作为叙事基点，再逐一呈现唯唯诺诺的校长范丽华、嚣张跋扈的副校长罗瑾言、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校长秘书夏如安等众多人物。
多元嵌套下的单元系列骨架，则是《民国大侦探》的鲜明剧作结构。
一方面，《民国大侦探》具有单元系列剧的特征，24集中讲述8个案件，每个案件彼此独立、类型各一，但主要人物贯穿始终。司徒颜、骆少川等破案主力不停奔波在不同案件之中，为伸张正义而殚精竭虑。
另一方面，《民国大侦探》又在核心案件中嵌套中小案件，以控制节奏与情绪曲线，持续不断给予观众情节刺激。
比如在“女校闹鬼惊魂案”解谜过程中，《民国大侦探》就加入了“富家女儿绑架案”。这一案件体量不大、性质也不恶劣，通过简短推断司徒颜、周墨婉迅速找到凶手；而在“东方快车谋杀案”之前，《民国大侦探》也添加街头破获手枪丢失案等“开胃甜品”，实现了多线索、多主题的复杂叙事。
▍凝视斑斓人性，揭示真相凸显公平社会意义
悬疑推理剧的叙事三段论不外乎三大阶段——死亡是故事的开端，推理是发展的推手，而真相总是正义必胜的结局。这也凸显悬疑推理剧往往是以罪之名，行法律之事，宣正义价值。而这，同样是《民国大侦探》的价值原点。
司徒颜是《民国大侦探》谱写正义之歌的载体。显而易见，司徒颜是矛盾又痛苦的。法学高材生，一心想通过法律制裁罪恶，还风朗气清的社会环境，但国家主权丧失、腐败官僚横行、法律制度缺陷让他痛定思痛，看清了民国并不存在法律伸张正义的土壤。因此，司徒颜果断转行，开启了“司徒侦探社”的职业新生涯，“做律师不一定能主持公道，但做侦探能还世间一个真相”堪称司徒颜的价值宣言。
探讨是非边界则赋予了《民国大侦探》的哲思意味。世界总不是非黑即白的“二极管”，总存在着法律无法判定、道德很难决断的灰色地带，而呈现这些灰色地带，恰好证明了《民国大侦探》对罪与罚、红与黑之间的思考。
如“东方快车谋杀案”就面临两难抉择。恶贯满盈的罪犯被12名普通人合谋杀死，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故事结局，带有法律之外的“正义”意味，也向观众发出疑问，面对突破法律底线、看似正义的集体审判该怎么办？
而“首富庄园谋杀案”的结局也不算完美，警察局副局长谢桦当场举枪自杀，代子偿命，但真凶儿子却仍逍遥法外，是追拿真凶还是就此结案，也是现实与法理之间的拉锯与考量。
从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灰色地带出发，《民国大侦探》还试图凝视人性深渊。人性的善恶之争，是哲学家千百年争论不休也无法定论的话题，贪婪、嫉妒、自私、虚荣、傲慢皆是人性，也皆是罪恶根源，《民国大侦探》便试图拨开层层迷雾，诠释人性之五彩斑斓。
如淫欲让哈尔滨马车夫马世英犯下了入室凌辱杀人之罪，其身上有凶残、贪婪的特质；警察局副局长谢桦较为复杂，既有手弑恩人的残暴，也有护佑儿子的父爱；温润和善的女校长范丽华更是人性曲折幽暗的代表，柔弱外表下竟然潜藏着沾满鲜血的恶魔灵魂，让人不寒而栗，也让观众重新审视人性之复杂。
不过，《民国大侦探》终究是暖色的。在破获“富家女儿绑架案”后，司徒颜和周墨婉得知作案者只是手无寸铁的女仆时，他们并没有选择“穷追猛打”，而是以告诫划上句点，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、帮扶之意。
剧作也通过司徒颜之口，向观众一再强调：“要给死去的人一个公道，给无辜的人偿还清白，是非总有界限。”而这，也正是《民国大侦探》的现实情怀与正义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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