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霸蛮”是湖南人性格的标签，也是湖南人的自我认同，是湖南人“吃得苦，霸得蛮，不怕死，耐得烦”性格的高度浓缩。
我们来看看湖南人的名言，大致了解一下什么叫“霸蛮”？
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
“一战不胜，则谋再战；再战不胜，则谋屡战”
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
“中国如今是希腊，湖南当作斯巴达，中国将为德意志，湖南当作普鲁士”
……
是不是特别倔？特别刚烈、彪悍？
那么，湖南人“霸蛮”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千人百姓万脾气，同一个人遇到同样的事，昨天和今天的处理方式可能都不一样，一个省的人都有相似性格，必然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并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强化的结果。
影响湖南人性格的因素有很多，归纳起来主要有：战国时期处于鄙视链底层的愤怒、屈原的自杀明志、中原移民与原住民的土客之争、三湘四水的码头之争、中原谪人的革新文化、明末清初王夫之不服就得干的思想和谭嗣同舍生取义的精神影响等。
鄙视链——自我证明
长江年径流量是黄河的15倍，但黄河流域被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。
南方有没有文明？当然有。
湖南永州发现了14000-15000年前的陶片；
江西万年县、湖南道县都发现了12000年前的水稻；
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已经有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；
4500年前的三星堆的青铜、玉器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。
但长江流域有个硬伤，就是没有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的文字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史都是用汉字写的。
不是长江流域没有文字，应该是在竞争中没打得过汉字。
在已知的历史中，古代湖南是个蛮荒之地。
西周时期，中国的城市分布是一个“十”字形。
横轴是宝鸡—西安—洛阳—郑州—开封—徐州—连云港一线，跟黄河重合。
纵轴是大同—太原—长治—洛阳—南阳—襄阳—荆州一线，这是游牧民族南下的路线。
最早记载“中国”二字的何尊铭文写有：“余其宅兹中国”，中国即指洛阳，洛阳是十字交叉点，既是西周的中心，也是天下的中心。
在中原文明看来，其他地方都是蛮夷之地，一直就有“东夷”“西戎”“南蛮”“北狄”的说法。
我在长江下游，就是“南蛮”的一部分，湖南更靠南，那就更“蛮”了。
东周以后，湖南属于楚地。
所以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门口有一副对联：“惟楚有材，於斯为盛”。
湖南也称“楚南”。
战国乱世，大家互相争伐，也不忘互开“地图炮”，互相抹黑。
其中，楚人是被黑得最惨的，“乳楚梗”妇孺皆知。
狐假虎威、趾高气扬、子虚乌有、画蛇添足、班门弄斧、竭泽而渔、刻舟求剑、买椟还珠、倒行逆施、尔虞我诈等上百个成语都是描述楚人的，大多不是什么好词。
骂两句也就算了，还编成成语让子孙后代代代背诵记忆，真是可恶，可见掌握话语权有多么重要。
为啥要黑楚人呢？因为楚国是后进生，底蕴不足，被称为“荆蛮”。
夏商时期，黄河流域的气温比现在的长江流域还高，河南都能大象成群，南方就太热了，南方人口多聚集在山区，凉快一点。
所以在战国时期的楚国，洞庭湖以北是有不少人的，洞庭湖以南，人口就很稀少了。
到了秦汉时期，人口也不多。
秦始皇五次巡视天下，东、西、北三面均到达边境，南面只到达洞庭湖，太热了，也没多少人，就不去巡视了。
刘邦派灌婴打下南昌并筑城，起名“南昌”意为“昌大南疆”，说明江西当时也没多少人，江西在战国时期也属楚国。
楚人被泼脏水，当然不干呀，也开始还击，但打嘴炮肯定打不过中原人，文字都是人家发明的，只能心里发狠。
于是就有了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霸气表达，既表达死战到底的决心，也是在发泄被抹黑几百年的愤怒。
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也不受待见，但“辱秦梗”未能流传，因为秦国笑到了最后。
即使到了今天，“湖北九头鸟”“湖南骡子”的名号仍常被人提起，可见这种地域鄙视链真的是根深蒂固。
两湖人民也别生气，毕竟“京油子”“卫嘴子”也不是什么好词。
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“十个九头鸟，抵不上一个宝庆佬”却是湖南人说的，宝庆就是今天的湖南邵阳，湖南湖北本一家，自家兄弟，何必互相伤害。
屈原——自杀明志
屈原是战国时期秭（zǐ）归人，三峡大坝就在秭归，现属湖北。
屈原的文学成就太大，掩盖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光芒，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。
屈原主张变法强国，对内举贤任能，对外联齐抗秦，但遭贵族排挤诽谤，被多次流放。
公元前278年，楚都被秦军攻破后，屈原自沉于湖南岳阳汨罗江，以身殉楚国。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进取精神。
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表达了屈原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。
楚怀王对秦国心怀幻想，结果被秦军所扣，并死于秦国。
生死看淡，不服要干，屈原在极度苦闷、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宁可自杀也不肯苟活于世的精神也成了湖南人“霸蛮”性格的源头。
屈原对湖南人的影响有多大呢？
著有《警世钟》《猛回头》《狮子吼》的陈天华以死警醒国人，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，投水自尽。
留日学生姚宏业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受到反动绅士阻挠，愤懑难平，也效法陈天华，投上海黄浦江自杀。
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，加之列强妄图分裂中国，悲愤交加，痛苦势单力孤，无法报国，留下遗书，在利物浦蹈海自尽。
这三位近代湖南人都用屈原的方式警醒世人，用死亡告慰回不去的故乡，号召大家起来革命，阻止敌人入侵。
战国时期的楚国面积非常大，包括现在的湖北、湖南全部、重庆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江西、山东、上海、浙江的部分地方。
屈原自杀明志对所有中国人影响都很大，这并不是湖南人“霸蛮”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移民——土客争斗
中国人之所以对统一有执念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地移民，各地文化风俗互相碰撞，互相促进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进而形成了统一的概念。
中国有三个地区的老百姓口才非常好，天津号称“人均相声大师”，东北号称“人均喜剧人”，四川普通话自带喜感，《让子弹飞》、华为广告的四川普通话版本别具风味。
原因是一样的，三地的人口构成九成以上是移民。
泰山不是最高，占地也不是最大，但被称为“五岳之首”，原因很简单，秦始皇祖上是山东人。
西周分封时，把他们祖先从山东迁到了甘肃陕西一带，秦始皇“奋六世之余烈，威震四海”，总得跟祖先说一声，祭拜祭拜。
他去了，其他有为君王有样学样，也纷纷到泰山封禅，汉武帝、光武帝、唐高宗、唐玄宗封禅都没毛病，后来，软蛋宋真宗赵恒也去封禅，把大家恶心到了，就再也没有人去了。
从西周大移民开始，历朝历代都在移民，有主动的，有被动的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，但也带来了土客矛盾，至今，很多地方的人还自称是“客家人”。
湖南在秦汉之前是蛮荒之地，人口稀少，能形成今天的人口规模，主要基于移民。
秦修灵渠（公元前214年）征百越、汉武帝打越南，湖南都是必经之路，湘江上游人口增加，主要是各地的军人。
“南下干部第一人”赵佗忌惮当地凶悍民风，命令军人与当地人通婚，也加快了人口的增长。
特别是湘桂交界的永州地区，公元83年，永州到郴州的山路开通，成为主要交通线，有了水陆双通道，永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岭南到长江下游仍然依靠海运。
永州文化深厚，秦始皇到了洞庭湖，不再往南，在洞庭湖遥祭永州九嶷山的舜帝，后来，历代帝王或遥祭舜帝，或遣官代祭，现留存古祭祀碑和古碑刻42块，屈原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李商隐、柳宗元都曾到过永州，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、黄浦三杰之首蒋先云都是永州人；
湖南第一拨移民是军人。
王莽篡汉，人口折损一半，大量南阳、襄阳人口南下洞庭，这是第二拨移民，以湖北人为主。
西晋傻皇帝惠帝时期，巴蜀游民万户入荆湘，后来的湘阴县就以巴蜀人口为主，这是第三拨移民。
汉末战乱，“衣冠南渡”，中原人口主要进入扬州和荆州，湖南接受的移民有限。
安史之乱，第二次“衣冠南渡”，中原人口大量增加，这是第四拨移民，以中原人为主。
靖康之乱，元兵南下，湖南人口锐减，千里为墟。
元末明初，大量江西人迁入湖南，可以说是重建式移民，紧邻江西的醴陵、长沙人的祖籍十有八九是江西，毛爷爷祖籍就是江西吉水，这是第五拨移民，以江西人为主。
洞庭湖区可以种地，可以打鱼，人口承载能力较大，加之离江西本就很近，习俗语言相近，矛盾不是很大。
但山区的矛盾就非常大了，湖南别称“丘陵省”，山高水险，地贫物少，为了生存，本地原住民多彪悍，移民想立足，就得与当地原住民不断斗争，经过千年的演变，慢慢形成了湖南人独特的“霸得蛮”的脾气。
其实，不仅是湖南，但凡是移民省份，只要山多，民风都彪悍，战斗力都不弱，桂军、粤军、川军、滇军、湘军都不好惹，这是几千年斗争的结果，不是一朝一夕能炼成的。
人口多移民，并不是湖南一家的特性，但湖南地处中原进军岭南的通道，没有几分狠劲，很难在兵祸之际存活下来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江浙沪皖人口也多来源于中原移民，但移民数量远超原住民，所以“客人”成了“主人”，也就没人自称“客家人”了，自称“客家人”的都是数量没有原住民多，又地处山区，为了生存，只能跟原住民在斗争中共存，所以土客矛盾多发生在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湖南、江西等地。
江西是客家人中转站，“江西老表”是湖南、广东、福建等地客家人对江西人的称呼，不能个个都冲江西人民叫“老表”。
土客矛盾绵延千年，广东至今还分为广府、潮汕、客家三大民系。
2023年10月，广东揭阳四个“世仇村”才解除了“百年不通婚”的旧约。
湖南人更猛，1993年郴州的5000人械斗直接推动了中国禁枪法令的出台。
说是械斗，实际上，两村动用了4部炮车、95门土炮、57支土枪、233公斤的炸药、2600多发雷管、255枚土制手雷，以及数不清的长矛、大刀，这种组织能力，这种战斗力，“战斗民族”见了也得跪。
湖南邵阳也非常猛，我们看一个条幅，大家体会一下。
当然，这些争斗有些是土客矛盾，有些是宗族矛盾，但湖南民风的彪悍，可见一斑。
土客争斗并非湖南独有，所以，这也不是湖南人“霸蛮”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码头——帮派文化
湖南别称“三湘四水”，是以洞庭湖为核心的湖南地理的概括。
洞庭湖区为“湘中”，西部雪峰山脉一带为“湘西”，南部靠近南岭区域为“湘南”。
四水指湘江、资江、沅江、澧水，最后都汇入洞庭湖。
有水必有船，有船必有码头，有码头必然有斗争，有斗争必然要有组织，这些组织就是帮派。
1955年授衔时，贺龙排名第五，却是授衔命令第一号。
因为贺龙是典型的“带资入股”，南昌起义8000兵力是贺龙一手拉起来的。
起义失败后，他只身返回湘西，又拉起上万人的队伍，就是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军团。
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。
除了贺龙侠肝义胆人格魅力强之外，贺龙在哥老会的地位很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是这么记载的：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，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，组织起一支部队来，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，他说起话来能“叫死人活过来打仗”。
这是陆上的帮会，水上的帮会斗争更惨烈。
湖南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：“铁打的宝庆，银铸的益阳，纸糊的长沙”
太平天国时，宝庆人江忠源600人就敢打太平军20万人，打了三个月，石达开也没打赢，只能绕道四川，慨叹“铁打的宝庆”，撤了。
宝庆即邵阳，邵阳一直是湖南战斗力天花板。
邵阳人的强悍前文提了一嘴，但邵阳的真正战斗力要从控制水运说起。
资江和邵水滋养的邵阳，七山一水两分田，种地养活自己是不现实了。
那就做水运呗，从资江放排，下洞庭，闯长江，来钱。
但洞庭湖和长江哪是你邵阳人能说了算的，控制不了只能挣点苦钱，那哪行？
邵阳人硬是靠着敢打敢拼，先打服益阳和岳阳商帮，再打服江西老表，然后整合湖南“五府十八帮”打服九头鸟，在各大商帮盘踞的汉口码头打下一片天地，如今汉口还有一条街叫宝庆街。
邵阳商帮从此名扬天下。
邵阳人不仅在水上厉害，在陆地上也是战力爆表。
日军入侵邵阳时，当地村民单枪匹马就敢用锄头、镰刀、菜刀割落单的日本兵的脑袋，这些人都被写进了邵阳县志，就像有网友说：“打日本还犹豫啥，那是要进族谱的，头香都是你的”，邵阳人民证明了此言不虚。
码头争斗的地区有很多，江苏、浙江、四川都是水网密布的地区，所以，这也不是湖南人“霸蛮”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谪人——革新文化
湖南原先是三苗人的地盘，后来的人口构成主要是移民，想要在天南海北的人群中统一思想是很难的，但湖南有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大量顶极牛人被贬谪到湖南，他们对于湖南人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但凡是谪人，多是不被统治者认同，有想法却不得志的人。
他们不仅饱读诗书，还有革新精神，这种“不服”的精神注入湖南人的思想，成了湖南人“霸蛮”思想的重要来源。
古代流放制度，表面上是“仁慈”，不杀你，实际上是根据你的“罪过”确定远近。
觉得你该死，就把你流放到海南、新疆、黑龙江，到了这些地方，基本就死定了，像苏东坡那种心宽体胖的不多。
觉得你罪过不算大，就流放到近一点的各种山区。
如果只是小施惩戒，就流放到京郊。
流放到湖南的，基本是把皇上气急了，因为再往南就是五岭、海南了。
这些被贬谪的牛人中。
褚遂良最终被流放到了越南，因为他反对册立武则天，这“罪过”太大了。
枊宗元最后被流放到了柳州，因为他要削藩、肃贪、整顿税收，把整个官场都得罪了。
寇准为人刚直，契丹犯宋，寇准架着真宗亲往澶州督战，稳定军心，使宋辽双方订立“澶渊之盟”，能力太强，被人排挤，最后流放雷州。
好心为黎民，认真待君王，结果却被流放，你说他们心里没委屈是不可能的。
柳宗元就抱怨个不停，他说湖南隔壁的四川的狗见过太阳没？广东的狗见过雪没？贵州的驴除了后踢还有什么招？这就是“蜀犬吠日”“粤犬吠雪”“黔驴技穷”的由来。
但心里有苦君王不听，只能在流放地说给百姓听，于是他们一边教化百姓，一边“诉说”自己改革的愿景。
老百姓就在他们的“絮絮叨叨”中慢慢接受了革新的思想，想革新就要有力量，而力量来源于行动，我老百姓没有力量，但“我命都不要了，我们就平等了”。
千年科举，湖南状元仅有15人，堪称“文化沙漠”。
但湖南应该是顶级谪人最多的地方，这对湖南来说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
从屈原到寇准，一堆牛人贬谪湖南后，湖南出现理学大家周敦颐也就不奇怪了。
王夫之——不服要干
王夫之，因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，人称“船山先生”。
他是塑造湖南人“霸蛮”性格最重要的人，他影响了近代湖南所有革命者，从左宗棠到谭嗣同，从蔡锷到毛爷爷。
“近世的曾文正、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，最近的谭嗣同、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。清末民初之际，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，并且有许多青年，作很热心的研究，亦可谓潜德幽光，久而愈昌了”。
我们来看一张关系图，大致了解一下王夫之对近代湖南人的影响。
教员有位老师叫杨昌济，杨昌济有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叫谭嗣同，谭嗣同的三位老师都是王夫之的粉丝，其中对谭嗣同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欧阳中鹄，谭嗣同敬他“如子敬父”。
欧阳中鹄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“瓣姜”，“瓣”指庙中烧香，“姜”是王夫之的号，“瓣姜”即“王夫之的崇拜者”。
左宗棠是邓显鹤主持编辑的第一版《船山遗书》的编辑之一，太平天国打进长沙时，他与郭嵩焘一起在山里避难，郭嵩焘通过左宗棠第一次接触《船山遗书》，便如饥似渴，爱不释手。
郭嵩焘后来创建船山祠，首祭王夫之，船山学社是教员年轻时经常组织活动的场所，他与杨开慧就在船山学社结婚。
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同学和亲家，曾国藩第二次刊印《船山遗书》，比第一版更全面。
左宗棠是晚清名臣，他经营洋务，平定回乱，收复新疆，格局明显高过其他人，这跟他是第一版《船山遗书》的编辑直接相关。
谭嗣同评价王夫之：500年来，真通天人之故者，船山一人而矣。
蔡锷采用王船山学说证明中国有尚武之民族。
教员建议将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写进《中国教育史》。
教员读过17遍《资治通鉴》并批注，而王夫之的《读资鉴论》是一并阅读的，1962年还让人给他找这套书，1973年还让人注释《读资鉴论·秦始皇》。
他牛在哪儿呢？引得几乎所有豪杰都相信他的学说，并付诸行动。
主要有三方面。
一、反清复明、身体力行
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：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，他们都是明朝的“遗臣”，都很有骨气，都做到了“忠臣不事二主”。
但最有骨气的，还是王夫之。
他组织抗清，却被告密，只能流浪，四处搬家，最终才在衡阳落脚，著书立说。
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明朝的“遗臣”，坚持不剃发，绝不与清廷合作。
他20多岁时用自残的办法拒绝了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合作；
50多岁的时候拒绝为吴三桂写《劝进表》；
终其一生同清政权不共戴天。
二、纠正理学，狂批心学
王夫之一生都在反思明朝为什么亡于农民起义军和外族之手，他认为决定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力量是物质，既不是理，也不是心。
王夫之认为朱熹说的“理在气先”是有问题的。
朱熹说的“理”相当于事物的“规律”，“气”相当于事物本身，王夫之认为事物的变化、发展的规律不能离开事物本身去寻找，这个思想跟我们今天讲的唯物辩证法没啥差别。
朱熹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王夫之则提出“人欲”也是“天理”，人活一世，有物质需求，有精神需求，灭绝人欲，人还活着干嘛？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不能分开。
他最鄙视的是陆王心学。
王阳明最重视“心”，也强调经世致用，但继承他的后学弟子到了晚明时代已经脱离实际。
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听进去了，然后啥也不干；
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关心之后啥也不干，就知道打嘴炮。
明朝后期很多王学弟子醉心于空洞的义理，不问天下事，所以甲申国难发生的时候他们“愧无半策匡时难，唯余一死报君恩”。
王夫之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有问题不可怕，你得去努力解决问题，一帮人就知道坐而论道，空谈误国，极端鄙视他们，他认为“心学”就是异端。
三、培养豪杰，不服要干
王夫之认为，救亡图存需要培养豪杰。
“豪杰”要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“堂堂巍巍、壁立万仞”的豪迈之气。
他说：“能兴即谓之豪杰”，豪杰不仅具有“救世之心”，还要思考如何救世。
王夫之认为“能俭、能勤、能慎，可以为豪杰矣”。
所谓俭，就是“节其耳目口体之欲，节己而不节人”；
所谓勤，就是“不使此心昏昧偷安于近小，心专而志致”；
所谓慎，就是“畏其身人于非道，以守死持之而不为祸福利害所乱”。
王夫之期望通过教育造就一批具有新的精神风貌的经世致用人才，承担起“救人道于乱世”的历史重任。
教员就是王夫之希望的“豪杰”。
对自己要求严格，不讲究衣食住行，但他不要求别人也像他那样；专心致志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；不管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能坚持自己的理想。
王夫之思想，成为近代湖南猛人辈出的思想来源。
湘军将领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，编辑《船山遗书》的编辑几乎都加入了湘军，维新派、君主立宪派、无政府主义派、资产阶级革命派、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受他的影响，并从他的著作中寻找行动依据。
教员受王夫之影响很深，我举两个例子。
1912年，教员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自动退学之后，实行自学。
1921年，教员和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。
就是因为王夫之认为老师的作用，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，而在于启发学生自悟，使学生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，教学过程就是启发学生自悟的过程。
关于调查研究，教员有过多次很严肃的论述，大家都知道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但未必知道教员还说过“不做正确的调查，同样没有发言权”“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、重要，一天不串门，就像一天没有吃饭”。
这是因为王夫之既不同意朱熹的“知先行后”，也不同意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他认为是“行先知后，知行并进，相互为用”，一个事情，你不去调查，你不去体验，就无法成为你的知识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。
……
谭嗣同——舍身成仁
近代湖南，风云激荡，各种思潮相互碰撞。
而谭嗣同的被杀，是一个重大事件。
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组织了自立军，要为谭嗣同报仇，自立军有员猛将叫黄兴，黄兴的华兴会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，华兴会有位黄兴的校友叫宋教仁……
谭嗣同在时务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叫蔡锷，他发动了“重九起义”，宣布云南脱离清政府独立，声援了武昌，推动了贵州、四川的独立。
谭嗣同是改良派，但他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豪杰形象，极大加快了近代湖南革命的进展，人人争当豪杰，最终湖南人民实现了十大元帅有其三，十大将军有其六的传奇。
所谓“霸蛮”就是不打嘴炮，当行动派，就是不管吃多少苦，不管流多少泪，甚至也不管流多少血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杰精神。
湖南人民能知道湖南的古代史，首先要感谢的是邓显鹤，他是文献学家，一生出版1000多卷古籍，从《楚宝》到《船山遗书》，串联起了湖南的古代史和近代史，特别是《船山遗书》的出版，造就了近代众多英雄豪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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